佛山史话 晚清岭南鸿儒朱次琦

佛山日报 2021-06-20 07:09

南海九江获“儒林乡”的名声,与朱氏对儒学的坚守和传播分不开。九江朱氏名儒中,最负盛名和最受乡人爱戴和敬重的,首推岭表宗师、九江先生、晚清岭南鸿儒朱次琦。

朱次琦的父亲为朱成发。朱成发父母早亡,依然尊崇祖辈诗书传家、敦行孝悌的传统,家风仁厚,豁达真诚。其虽经济不宽裕,却仗义疏财,扶危济困,“凡乡间美举,恤嫠哺孤,修坟治道,赈残废,助婚丧,所出恒逾其量”,因而在邻里乡亲中有口皆碑,人人称道。朱成发为人慷慨,助人不遗余力,且十分关心时政,“晚岁闲居,好阅朝报,凡民俗瘠腴、吏治良窳,四方风蝗水旱,皆能言其大略”,其“关心世事无顷刻忘也”。

受良好家风熏陶,朱成发四个儿子,棠棣竞秀,朱士琦中举人,次琦中进士,宗琦为贡生,炳琦为监生,个个品行高洁,才识卓越。朱氏家风讲究孝悌,朱次琦兄弟和睦互助,侍奉继母也甚为孝顺周全,成为当地美谈。朱次琦的儿子朱之绂、侄子朱衢尊也因孝顺而声名远播。

朱次琦(1807—1881),自幼潜心读书,青少年时期便以才思敏捷、学养醇厚闻名乡里。道光二十七年(1847),朱次琦高中进士后,分发至山西襄陵任知县。朱次琦认为,为官就要为民办实事,其从一开始就决心做一名清官,造福一方。上任途中,其途经河北井隆关帝庙,对神发誓道:如若不追随吴隐之、包拯,敢“有载一钱归者,明神殛之”。

上任之时,得知关在狱中的大盗越狱潜逃尚未捉拿归案,朱次琦装病不与原县令交接,麻痹逃犯,同时出重金派人侦查逃犯下落,终于在到任之日一举将其缉捕归案。上任之后,朱次琦为政清廉,经世济民,政声卓著。他关注民生、关心底层民众疾苦,其谓:“邑令者,亲民之父母也,父母之于子何时何事不可以闻?”于是,通告百姓,有事需求助时,可随时到县衙击鼓;告状也不是必须经过一定手续和遵循一定程式,书面和口头都行。无论何时,只要击鼓,他就一定坐堂审理。这给当地百姓提供了诸多方便,民众好评如潮。他整顿水利、劝学积粟、禁敛民财、厉行节俭,时常到民间走访,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调解民间纠纷,被调解的百姓都心悦诚服。朱次琦在山西候补多年,真正为官仅190天,但由于他尽职尽责,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,德政良多而誉满晋中,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与盛赞。其离职之时,襄陵绅民联名挽留;临走之际,百姓拦住去路,把盏相送,送别的队伍有十几公里长。其去职回乡的第二年,襄陵人为其修筑生祠,刻石立碑,广为传颂。

辞官回乡后,朱次琦在九江陈氏祖祠开设礼山草堂,潜心教学与研究。其治学讲究明理达用、经世济用。朱次琦教育学生以“五学”(经、史、掌故、性理、词章)为本,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,从小节入手,全面发展;要求学生做到“四行”——敦行孝悌、崇尚气节、变化气质、检点威仪,力求诚心、谨慎、克己、力行,努力向上,重视名节,志向远大,为国效力。他常告诫学生:“处子耿介,守身如玉,谷暗兰薰,芳菲自远。”朱次琦在家乡设馆讲学二十四年,治学严谨、学问精深、德高学硕,教学有方而名重海内,求学者络绎不绝,弟子遍及两广,其中不乏俊彦之士,有儒学名家、教育家简朝亮,翰林院编修、举子试主考官陈如岳,军机大臣戴鸿慈,广东最后一个状元梁耀枢,维新领袖康有为等。

朱次琦深受父亲的身教熏陶,继承父辈风范,忧国忧民,扶危济贫,讲究通经致用。幼年之时,朱次琦就十分怜悯穷人。待年岁稍长,其常说有才干者,乃天下贫民改变苦难境遇的希望之所在。

朱次琦风义高尚,修为纯良,倡导并笃行孝悌和睦、读书明理、修德致用等理念,扶危济贫于乡里,对九江的民风教化也有很大贡献。他倡议和主持建义仓以赡养族中老小,告诫族人恪守礼法、和睦相处。发动族人捐资,主持修宗祠、撰家谱,督使朱氏族人尊祖敬宗,不忘本源,发扬祖德。他身体力行,给家族后代做出了榜样,于潜移默化中涵养子孙后代,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,九江朱氏家族也成为远近和睦互助的典范。

(本文选自《佛山历史文化丛书》第五辑之《明清佛山家风家训研究》,作者黄庆林,选作本文时有删减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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